虽然农户务农劳动力比例未来将每年下降，且务农劳动力有老龄化趋势，但对于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不必过于纠结。 

　　■本报记者 秦志伟 

　　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位于陕南秦巴山区，北枕秦岭，南倚巴山，凤凰山横亘东西，汉江、月河分流其间。除月河川道外，大部分为浅山丘陵。 

　　漩涡镇是境内最低处，海拔290米。现年28岁的小吴就出生在漩涡镇堰坪村。如今，小吴从老家农村来北京务工已经5年了，从事餐饮行业。每次从北京回乡，都要四次辗转，历经近30个小时。 

　　小吴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为了多挣点，不得不出来打工挣钱。把孩子留给父母，他们边看孩子边种家里的2亩多地。”小吴所在的村子走出来的年轻人不在少数，留下了老年人在家种地。 

　　年轻人走了，现在是老年人种地，那未来呢？“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从两会代表们为此奔走疾呼到近日农业部加快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和农村实用人才认定工作，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引起广泛关注。 

　　毋庸置疑的是，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和妇女化现象很明显，很多年轻人不得不割舍某种感情离开家乡进城务工。但《中国科学报》记者近日在采访相关专家时了解到，虽然农户务农劳动力比例未来将每年下降，且务农劳动力有老龄化趋势，但对于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不必过于纠结。 

　　农村劳动力老龄化：是现象还是问题？ 

　　小吴于2003年初中毕业后，到福建从事皮革制造行业，工资由700元变到4000元。2009年经济危机导致制造业萧条，“想在餐饮行业闯一闯，于是2010年就来了北京。”小吴说。 

　　而在他的老家，堰坪村经过合并目前有30多户。“年轻人没有多少了。”小吴说。 

　　小吴所说的情况只是个缩影。今年两会期间，从村民代表到大学生村官、村党支部书记，对这个问题都有关注。大学生村官、全国人大代表赵雪芳所在的广东省乳源县东坪镇汤盆村是共16户人家200多口人的村子，如今可以数得上来的35岁以下年轻人只剩下两三个。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农牧局副局长李君霞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出了担忧。“现在农村务农的是‘3860’队伍，年轻劳动力缺乏，一定程度上制约农村的发展。”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公布的《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3～2014）》绿皮书预计，2014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将下降到9.8%，进入10%以下的时代。 

　　专家表示，从全球发展经验来看，农业增加值占整个GDP的10%是国民经济的转折点。目前中国农业产值占比会向低于10%的比重发展，这意味着要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村中转移出来。 

　　“有些人担心老龄化趋势会导致农业生产粗放和抛荒现象，但这并不具有代表性。”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首席科学家黄季焜认为，老龄化是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它是一种“现象”而不是“问题”。 

　　黄季焜团队通过对农户两代人（父母与其子女）在当前实际就业和未来五年预期就业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农村劳动力总体就业情况，进而判断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结果表明，到2020年我国还将有25%左右的劳动力务农。”黄季焜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也认同这个观点，“不必过于担忧”。 

　　“同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一样，学术界对农业老龄妇女化也过于担心。”黄季焜表示，最新实证研究表明，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业呈现了妇女化趋势，但她们在土地、投入和其他资源的使用能力以及土地的耕作种植能力上，同男性相差无几。 

　　规模化经营：如何把握好“度”？ 

　　事实上，农业劳动力的流失和老龄化、妇女化给农业生产和现代化带来了挑战。 

　　小吴直言，“也很想回去，家里只有2亩多地，挣得太少。”其实，小吴的要求很简单，只要收入比在外面打工的工资高一些就可以，“谁愿意把孩子扔在家里在外面打工，还有年迈的父母”。 

　　黄季焜团队研究的结果表明，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对吸引农村的年轻劳动力参加农业生产会发挥积极作用。 

　　“农业发展最根本的制约因素是竞争力不足。”李国祥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农业发展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是通过产业化提高农业竞争力，这需要规模化经营；二是要小规模经营，主要针对那些离不开农村的人，要给他们生存的机会。” 

　　在大田作物生产中，专家们更赞同家庭农场形式。然而，李国祥也很纠结，“现代家庭农场很难界定”。 

　　2013年，中央1号文件进一步把家庭农场明确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形式，鼓励和支持土地流入、加大奖励和培训力度等措施，扶持家庭农场发展。农业部则对家庭农场的内涵作了界定：“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而在规模化经营上，如何把握好这个“度”是关键。“100亩管得过来，500亩管不过来，几百亩边际效应会下降，会影响产量。”黄季焜说。 

　　在上海市委农办研究室主任、政策法规处处长方志权看来，结合我国农业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并非越大越好。 

　　“适度”应主要体现在两个“相匹配”：经营规模与家庭成员的劳动能力相匹配，与能取得的相对体面的收入相匹配。 

　　改善农村市场环境：吸引更多年轻人务农 

　　无论是留守在农村的老人，还是吸引由务工转为务农的年轻人，农村的市场环境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 

　　小吴向记者介绍，他们当地也有搞绿色养殖的，“规模也可以，据说效益还不错”。 

　　同为在外务工人员的小乔是大学毕业生，3年工作期间他学习了蘑菇的种植技术，之后回农村老家租地种起了蘑菇。虽然在初期遇到了资金方面的困难，但在亲朋好友的支持下，大棚盖起来了。一系列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着，但蘑菇种植半年始终出不来。小乔很困惑，“这应该是技术方面的问题。”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应将农业老龄化和妇女化视为一种常态，关注如何适应这一变化趋势。”黄季焜说，“在目前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应了解他们的实际需求，更好地为他们服务，包括市场、技术、渠道和方法等。” 

　　在李国祥看来，要完善要素市场。他举例说，博士毕业生要去农村创业，土地流转、资金没办法解决，“这是个限制，是否应该考虑让有技术的人以入股的形式搞现代化水平的农业？”熟悉基层环境的李君霞向记者介绍，经营农产品已经是零税收了，“当地政府政策好一些的话，如就业、创业贷款有优惠，大学生、外出务工人员回来还是有可能的。” 

　　今年两会上，农业部原副部长牛盾表示，农业部已经注意到“农村青年流失”的问题，也注意到一些地区的农村出现撂荒、“空心村”现象，“要让年轻人回去，一定会有政策”。 

　　从2013年6月出台的《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各试点地区研究扶持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的政策措施，包括土地流转、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信贷、农业补贴、农业保险、社会保障等，到启动现代青年农场主培训计划，为解决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的措施接连不断，但能否解决现实的状况更值得关注。 

　　谈到是否愿意回去时，小吴说，“谁不想回去呢，每年只有过年才能回去一次，想抱一抱孩子，孩子都跟我不亲了。”此时他的眼睛已有些湿润。